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
《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已经2004年4月29日市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王岐山
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村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征地单位合法权益，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依照本办法进行补偿安置。
第三条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管理工作；市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转非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市民政部门负责超转人员管理工作。区、县土地、劳动保障、民政部门按照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征地补偿安置具体管理工作。
公安、农村工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实施管理。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第四条本市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坚持公开的原则，征地补偿费由征地双方依法协商确定。
第五条经批准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单位（以下简称征地单位）应当支付征地补偿费。征地补偿费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本市征地补偿费实行最低保护标准制度。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第七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中相应工作。
第二章征地补偿
第八条征地单位支付的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涉及青苗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的，还应当向所有权人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其他土地附着物补偿费。
青苗是指尚未收获的农作物。其他土地附着物包括房屋、水井、道路、管线、水渠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等。
第九条征地补偿费最低保护标准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乡镇为单位结合被征地农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农业产值、土地区位以及本办法规定的人员安置费用等综合因素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征地补偿费最低保护标准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
第十条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不低于本市征地补偿费最低保护标准的基础上，协商签订书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应当包括补偿方式、补偿款金额及支付方式、安置人员数量及安置方式、青苗及土地附着物补偿、违约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等内容。
签订协议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就协议主要内容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民主程序形成书面决议。决议应当妥善保存。签订协议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向农村村民公示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一条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前是否履行民主程序、征地双方达成协议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监督，并可就监督内容听取农村村民意见。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向批准征地机关报送征用土地方案时，应当附具征地双方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二条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征用土地批准文件之日起10日内在被征地的乡镇、村进行征地公告。征地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批准机关、批准时间、批准文件名称和文号，被征地范围、地类、土地面积，征地单位、项目名称、征后用途，双方协议的征地补偿款金额和人员安置方式等内容。
第十三条征地单位应当将征地补偿费专户存储，接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依法支付。
征地补偿费监管的具体办法，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十四条征地补偿费用于人员安置后，其余部分作为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用于农村村民生产生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公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使用情况，接受监督。
第十五条征地双方经协商可以实行非货币补偿。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征地单位可以在征用范围内留出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使用，作为征地补偿。
第十六条青苗补偿按照1季产值计算，但多年生的农作物青苗按照1年产值计算。
林木的补偿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经济作物的补偿，由征地双方根据经济作物生长情况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评估机构参照届时市场价格评估确定。
第十七条拆迁住宅房屋的，按照《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执行。
拆迁非住宅房屋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按照重置成新价格予以补偿；公益公共设施确需迁建的，应当迁建。拆迁经营性用房造成停产停业经济损失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费。
拆迁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照重置成新价格予以适当补偿；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和违法建设，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违法建设、违法占用土地的，涉及的土地附着物不予补偿。征地公告发布后，在征地范围内新种植的青苗、经济作物、林木等，不予补偿。
第三章人员安置
第十九条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相应的农村村民应当同时转为非农业户口。应当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数量，按照被征用的土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该村人均土地数量计算。应当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人口年龄结构应当与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口年龄结构一致。
第二十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自征地公告之日起60日内确定应当转为非农业户口人员、转非劳动力、超转人员名单，向农村村民公示，并分别报区、县公安、劳动保障和民政部门。各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办理相关手续。
超转人员安置办法依照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及16周岁以上正在接受义务教育和学历教育的学生，只办理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手续，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转非劳动力安置补偿待遇。
第二十二条依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实行非货币补偿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转非劳动力和超转人员安置补偿所需费用。
第四章就业促进
第二十三条转非劳动力的就业应当坚持征地单位优先招用、劳动者自主择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第二十四条征地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优先招用转非劳动力。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条件的，可以吸纳转非劳动力就业。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转非劳动力。
第二十五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转非劳动力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等促进就业服务。
第二十六条转非劳动力在征地时被单位招用的，征地单位应当从征地补偿款中支付招用单位一次性就业补助费；转非劳动力自谋职业的，一次性就业补助费支付给本人。
第二十七条一次性就业补助费不低于下列标准：
（一）转非劳动力年满30周岁、不满40周岁的，为征地时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60倍；
（二）转非劳动力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为征地时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48倍，年龄每增加1岁递减六分之一，至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止；
（三）其他转非劳动力为征地时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48倍。
第二十八条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招用转非劳动力的单位，应当按照劳动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转非劳动力实行同工同酬、进行岗前职业技能培训等，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转非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土地所在区、县劳动保障部门办理招聘备案手续。转非劳动力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得约定试用期。
（二）与转非劳动力履行劳动合同未满5年且转非劳动力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每少履行1年，一次性就业补助费按照五分之一的比例返还给转非劳动力，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
第二十九条转非劳动力自谋职业的，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自谋职业协议并经公证机关公证。
按照前款规定签订自谋职业协议后，转非劳动力应当办理就业登记手续，将档案转到市或者区、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并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第三十条转非劳动力失业的，可以将本人档案转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并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为其发放《北京市再就业优惠证》。
失业的转非劳动力和招用失业转非劳动力的单位，享受本市促进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正在服有期徒刑或者被劳动教养的转非劳动力，其一次性就业补助费可以支付给其委托的人，也可以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为保管，待其刑满释放或者解除劳动教养后一次性全额支付给本人。
第三十二条转非劳动力的档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负责建立。档案中应当有转非劳动力登记表及相关材料，自谋职业的还应当有经公证的自谋职业协议书。
第五章社会保险
第三十三条自批准征地之月起，转非劳动力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在转非劳动力办理转为非农业户口手续后30日内，到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续，补缴社会保险费。
转非劳动力补缴的社会保险费，由征地单位从征地补偿费中直接拨付到其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三十四条转非劳动力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5年及其以上的，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按照本人退休时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计发；个人帐户养老金按照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的一百二十分之一计发。转非劳动力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本市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的，按照最低标准发放，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的统一规定。
转非劳动力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满15年的，不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其个人帐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五条依法批准征地时，转非劳动力男年满41周岁、女年满31周岁的补缴1年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龄每增加1岁增补1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最多补缴15年。
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依法批准征地时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照28％的比例一次性补缴。补缴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11％的比例一次性为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第三十六条转非劳动力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男满25年、女满20年且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办理退休手续后按规定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个人帐户余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第三十七条依法批准征地时，转非劳动力男年满31周岁的补缴1年基本医疗保险费，至年满51周岁前每增加1岁增补1年，最多补缴10年；年满51周岁的补缴11年基本医疗保险费，至退休前每增加1岁增补1年，最多补缴15年。
依法批准征地时，转非劳动力女年满26周岁的补缴1年基本医疗保险费，至年满41周岁前每增加1岁增补1年，最多补缴5年；年满41周岁补缴6年基本医疗保险费，至退休前每增加1岁增补1年，最多补缴10年。
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以依法批准征地时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照12％的比例一次性补缴。补缴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中9％划入统筹基金、1％划入大额医疗互助资金、2％划入个人帐户。
第三十八条转非劳动力按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视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但最多视同10年缴费年限。
第三十九条转非劳动力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前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享受当期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不享受当期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四十条依法批准征地时，转非劳动力年满16周岁的补缴1年失业保险费，至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前，每增加1岁增补1年，最多补缴20年。补缴失业保险费以依法批准征地时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照2％的比例一次性补缴。
转非劳动力失业后，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其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谋职业的，不执行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规定。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予以保留，与再次失业后应当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
第四十一条转非劳动力中的复员退伍军人，其在军队工作的年限视同社会保险费缴费年限。
参加了城镇企业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转非劳动力，其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时间计算为缴费年限。但已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费、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不计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缴费年限。
第四十二条正在服有期徒刑或者被劳动教养的转非劳动力，其补偿安置适用本章有关规定。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侵占、挪用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土地、劳动保障、民政、公安等有关管理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追究主管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所称下列名词的含义是：
转非劳动力是指征地转为非农业户口且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不包括16周岁以上正在接受义务教育和学历教育的学生。
超转人员是指征地转为非农业户口且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和经认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
以上年龄计算以依法批准征地之日为准。
第四十六条农村村民转为非农业户口后，不丧失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应当享有的财产权利。
第四十七条国家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实施，1993年10月6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同时废止。
浅析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 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观点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作者：张宁
单位：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电话：1399272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