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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构筑信用建设的坚强后盾

周玉梅


信用程度的高低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文明发展的状况。随着依法治国伟大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加入WTO，呼唤优良道德、拯救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东营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信用东营”的目标，垦利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响亮地喊出了建设“信用垦利”的口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一、信用的概念、意义及其要求
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意识，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在现代市场社会中，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的高度发达，信用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商品活动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也蕴涵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风险直接来自于商品交换双方的给付行为与对待给付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对待给付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信用的作用就在于使将来的对待给付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相对行为人信用越高，风险越小；反之，信用越低，风险越大。为了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市场安全，信用的这种价值特性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商品社会的一个重要关注问题。
汉语中的信用有诚实、守约及因此能够获得他人信任的意思，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信用是一方在良心或道义上对另一方的意愿所负的义务，信用必须遵守成为现代交往的基本要求。信用良好关系建立于一人把自己的信任或信赖寄托在他人的正直和忠实之上，它广泛地存在于法官与当事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本人和代理人、受托人与信托受益人、不动产所有人与承租人以及买卖双方等当事人之间。一个没有信义、不被人信任的人是无信用可言的，当然也就难以同他人建立起良好信任关系。信用的核心在于信任,一方面是指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还包括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社会的评价。中国是具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古国，讲究信用是优良的传统。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信用道德观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发生了动摇,必须予以纠正。
二、失信惩戒的法律依据
诚实守信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而法治则是信用的坚强后盾。我国法律围绕信用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司法机关，法律的具体司掌者即人民法院掌握国家的审判大权，响应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的号召，积极开展工作，公正高效地审判和执行各类案件，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显的优为重要。审判机关在信用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严格执法，依法进行“信用诉讼”,用法律的威慑力纠正社会公众不讲信用的不良心态，要用法律构筑起信用建设的坚强后盾。
（一）抓好刑事审判，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
刑法解决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如何惩罚犯罪的问题，刑法的惩处手段最为严厉，强制性最大，不仅可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财产权利，还可以剥夺其生命。刑法规定了许多严重违背信用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审判机关要在信用建设中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在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特别是对群众安全感影响大、社会关注的暴力犯罪的同时，严厉打击不讲信用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例如，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伪造货币，金融诈骗、合同诈骗、偷逃税、侵犯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犯罪，对这些犯罪行为要进行重点严厉打击。在审判中坚决贯彻好“稳、准、狠”和“快审、快判”的原则，毫不手软地让那些严重影响信用建设的犯罪行为人受到刑法的严惩。
今年垦利县法院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了刑事审判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力度，普通程序案件一般20日内审结，简易程序案件均在15日内审结。到10月份，共计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1件79人，审结53件68人，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20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其他处理的48人,有力震慑了严重不讲诚信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抓好民事审判，充分运用好“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尊重社会公德”等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讲究诚实、恪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规避法律和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社会道德和商业道德的法律化，体现了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的要求。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要充分运用好“诚实信用”原则，注意审查民事活动是否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特别注意审查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是否依照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审判人员要严格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在认真探究合同的实质目的及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明辨是非，确定责任。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坚持依诚实信用原则弥补法律的不足，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当合同具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法院根据受害人的请求，依法予以变更或撤销。
垦利县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认真学习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在运用好该原则的同时，加大了调解的力度，“一步到庭”当庭调解结案率达到86%以上，对于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各类民事案件，均在一个月内审结。通过采用庭前调解，限时举证等一系列方法措施，很好地贯彻了“诚实信用”原则，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诉讼时间，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到10月份，共计受理各类民事案件1175件，同比上升27.44%；审结1074件，同比上升23.3%；结案标的额2619万元，比去年上升145%，有力化解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提高了人们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意识。
（三）抓好行政审判，树立政府信用
行政审判是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司法审查。抓好行政审判，不但起到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害，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行政机关信用的树立。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既要依法维护政府的权威，又要通过案件的审理，促使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确立政府信用。首先要加大非诉执行的力度，依法采取各种措施，强制行政处罚决定相对人履行义务，确保行政机关生效决定能够得以落实，依法保障行政机关的权威。其次要加大行政审判力度，依法受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第三是要大力进行普法宣传，要经常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到有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法律宣传，努力提高行政工作人员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帮助其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行政机关的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化。
到10月份，垦利县法院共计受理并执结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各类非诉执行案件584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72.27%、82.5%,执结标的额为29.35万元；受理行政诉讼案件14件，审结12件。结合审判实际，经常到有关单位讲法制课,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了司法建议，受到行政机关和群众的好评。
（四）加大执行力度，坚决使生效的法律文书兑现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具有法律强制性，为了确保生效法律文书能够履行，在民事诉讼中专设了执行程序，赋予审判机关许多强制执行权.例如法院为了执行可以进行查封、冻结、扣押、搜查、拍卖，罚款，对妨害执行的人进行司法拘留等。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也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不久前，立法机关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进行了立法解释，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新的立法解释为法院执行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目的就是为了扭转执行难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解决在执行程序中存在有的人不讲诚信，在有能力履行义务时，而采取转移财产、欺骗等错误行为逃避债务。
垦利县法院认真学习领会有关的法律精神，加大了执行力度，对于不依法履行义务，坚决依法按法律有关规定追究责任，确保了法律的严肃性。包括非诉执行案件，到10月份共计受理各类执行案件1198件，同比上升42.28%；执结1154件，上升50.45%；结案标的额达2030万元，上升78.38%。
三、全方位构筑信用建设的格局
作为审判机关，要从自身、当事人、社会三个方面
同时进行，全方位构筑信用建设的整体格局。
一是审判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从自身做起。要强化公正与效率意识，树立“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确保案件公正。要改进审判工作作风，强化廉正意识，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树立人民法院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树立爱民之心，推出便民利民之举，做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的有机统一。在各个审判环节，向社会公开作出承诺，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在立案阶段，实现“当日立案”、“次日送达”、“三日转办”的快节奏“三步曲”立案目标。坚持做到有诉即理和实施起身、让座、倒水、听诉、送出“十字工作法”，对社会弱势群体大力实施司法救助，做到让无钱人的合法也能得到保护。要把加强基础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强化四个规范、突出三个狠抓、坚持三个推进”， 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良好的审判作风，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提高审判的公信度。
二是要依法进行诉讼，从当事人抓起。严格按法律规定进行诉讼，特别是对于涉及信用的问题，应保护的坚决保护，该打击的严厉打击。定好的开庭时间，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提前也不延后，均按时进行。原告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的即按撤诉处理；被告不到庭则缺席审判。如果在诉讼中弄虚作假，故意伪造重要证据；指示、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一经查实，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建立联动机制，促进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首先是建立诉讼信息微机管理机制，在立案时把每一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输入微机，建立起立案信息表；在审判阶段建立审判流程管理表；如果不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执行阶段建立执行管理表。在每一阶段，当事人状况、案件审判和执行等具体情况一目了然，各案件或各类案件信息情况自动升级生成。当案件诉讼程序全部完成后，建立个案档案，分类长期保存。同时，每月根据某类案件或某一具体案件，进行司法分析，找出规律，发现不讲信用诉讼的当事人。其次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信誉不良的单位和个人情况，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金融机构通报，使不讲究信用情节严重的个别人没有立足之地。第三是从有关行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聘请司法联络员、特约陪审员，及时了解当事人的社会信用程度。对于在审判中发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提高依法生产经营的能力，树立企业信用。
垦利县法院在信用建设中，很好地抓好了以上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为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减少青少年犯罪，同时也为了很好地把信用建设从青少年抓起，垦利法院联合有关单位人员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联合会，充分调动起了社会各界积极性，使各单位在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和青少年信用建设工作中形成了合力。
四是建立动态奖励考核机制，确保“信用诉讼”取得成效。垦利县法院首先是将干警是否严格按规定进行信用诉讼纳入岗位目标考核机制，不严格按时进行开庭、违背公开承诺等行为均全院通报，根据情节在考核成绩中予以扣分，情节严重的取消评选先进资格。其次是根据诉讼情况，对当事人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对于信用诉讼做的好的当事人，在其以后的诉讼中，不但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将其情况向有关单位通报，还努力帮助其协调资金、跑项目，为其扩大再生产、发家致富进行帮助。对于在诉讼中不讲信用的当事人则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严厉的打击，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强制力，矫正其不讲信用的不良心态。第三是加大信息和宣传工作力度，努力营造信用诉讼的浓厚氛围，到10月底，共计被各级报刊采用稿件286篇，其中县级81篇，市级121篇，省级57篇，国家级27篇，很好地扩大了司法社会效果。
垦利县法院全方位开展“信用诉讼”以来，取得明显效果。当事人看到法院言必行、行必果的“信用诉讼”态势和力度，自觉增强了在诉讼中严格守法的意识，相信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定义务的明显增多，上半年民事调解结案率达到86%多。当事人的守信也促进了法官公正与高效的实施，为了适应审判需要，全体干警转变思想观念和作风，努力加强政治、业务知识学习，严格按法律规定及时审判各类案件。信用诉讼使垦利县法院各项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到10份共计受理各类案件2448件，同比上升8.3%；结案2293件，上升8.4%；结案标的额达4650万元，所审结的案件发改率全市最低。上半年，在全市基层法院综合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垦利县法院开展的“信用诉讼”得到了市中院、省高院的充分认可，国家级报纸《法制日报》对垦利法院开展的“信用诉讼”进行了报道。
四、关于信用建设的立法思考和建议
（一）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成熟且健康的信用机制，是建筑在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之上的。在信用建设中，单靠某个单位或者各单位各自为战，不形成全社会的整体合力，很难确保信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应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齐抓共管的格局。应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单位来管理信用和信用管理行业的事务，该单位的信用管理功能要随着市场发展和有关法律的制定而及时予以调整，该部门将有关信用指标指派或分配到各有关单位，要求各单位或个人按时报送有关信用信息。该信用管理单位给每一个公民、法人设立信用档案，根据每一行为人平时的具体信用行为，科学合理地予以记入信用档案，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如可以建立信用打分、排名、公告制度。
（二）加大信用立法步伐增设罪名
信用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以推动我国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强化公众信用意识为目标,加大信用建设立法步伐，形成完整的信用法律框架体系,不但使不讲信用的人或单位丧失其妄想通过不讲信用而得到有关利益的可能性，同时对其严重失信行为进行刑法制裁。如可以增设拒不清偿债务罪。近几年，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急剧上升，这与经济的发展分不开，但与不讲信用的人增多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民事案件绝大部分是债务纠纷案件，这其中的许多案件，被告对其欠债不持异议，诉讼标的额也不大，被告完全有能力偿还，但被告就是拖着拒不清偿债务，本不应是“纠纷”的欠债，非得用诉讼程序解决，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拒不清偿债务罪”，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明知应当清偿、能够清偿的合法债务，拒不清偿、情节严重的行为，即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设立了“拒不清偿债务罪”，才能强化人们的信用观念和履行债务意识，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建立信用破产制度
信用是一个人或单位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意识的社会外观评价，具有巨大的价值潜力，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但是，不同的人和单位在同一时期，或者不同的人和单位在不同时期的信用程度却差距甚远，并时刻发生着变化。在信用建设中，可以借鉴我国的企业破产制度，建立信用破产制度。通过建立科学的信用管理考核机制，使每一人或单位的信用情况形成动态的量化显示。当某人或单位不讲信用情况达到一定数值时，信用管理单位即向法院申请宣告其信用破产。如果当事人对于该宣告有异议，可以在诉讼中通过提供证据予以抵制该宣告。经审理，如果信用管理单位的申请符合条件，法院即作出其信用破产的判决,并向社会公开宣告。信用破产宣告会使社会对信用破产人各方面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其因不讲信用而丧失更多的利益,若想解除该限制，行为人必须通过大量的良好信用行为来恢复其信用。



　　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