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1994年2月23日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4年4月26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根据2003年10月30日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29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7年8月29日西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7年9月27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0年7月15日西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10年9月29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减少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建立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安排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供销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经营管理。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市容、商务、城管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疗养院、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商场、机场、车站、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林地、贮木场、仓库、加油站、煤气站、液化气站、天然气站等重点消防单位的场地及周边安全距离以内区域，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前款以外的新城、碑林、莲湖、雁塔、灞桥、未央、长安等行政区内的城市建成区，为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阎良区、临潼区及市辖县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由区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五条 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第六条 烟花爆竹销售的时间为农历除夕前十日至农历正月十五期间，其他时间禁止销售。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农历除夕至农历正月十五期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禁止燃放。
第七条 燃放烟花爆竹，不得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构筑物和人群密集场所投掷，不得影响交通秩序。禁止在居住区的楼道、阳台燃放烟花爆竹。
第八条 举行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领取《焰火燃放许可证》，并按照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环境、活动性质、规模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燃放安全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
第九条 烟花爆竹由市供销合作联社实行统一归口经营。烟花爆竹批发业务由市供销合作联社所属的日杂公司统一经营。
第十条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市供销合作联社、市公安机关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布设。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取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并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本市允许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由市公安机关会同市供销合作联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各种灵敏度高、危险性较大的品种禁止销售、燃放。
第十二条 生产、储存、采购、运输烟花爆竹应当遵守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第十三条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本地区、本单位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工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约束未成年人遵守本条例。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人均可以劝阻或者向安全生产监督、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销售期间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非法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国家、集体、他人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受理举报后，有关工作人员未尽职责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论文提要：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本文主要从四点来论述的。
1、法治建设与司法体制的缺失。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自建国后我国从旧的司法体系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几次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使司法体制逐步得到完善。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章中，本文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司法改革的根本依据。
3、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知法必须先懂法，运用法律为民办实事，为全社会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本章主要用法治理念结合本职工作的实践来论述法治理念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本文还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司法改革工作的建议，针对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及颇有争议的论点阐述自己肤浅论述及观点，以求共识。
整篇文章的基点落在“法治”的观念上，党的“十七”大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成为各界的热论话题。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本人深信在党中央及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法治社会必能实现。
全文共6139字。
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三十年的辉煌路程，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了“而立”的时代，怎样评价这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民众与司法界争论不休，本人在司法实践中深有体会，结论是：喜忧参半，成功中大有不足之处。现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之论点阐述自己的论述。
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包揽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但一旦司法介入，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生机。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由“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逐步迈向民主法制；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新的科学发展观。
一、司法体制的缺失
三十年前的中国法治体制初创于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领袖号召”的全民运动。这一体制与法治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法治进程中必然出现现有体制与法治要求的冲突，必然导致现有体制部分失灵，这就让社会付出必然代价。
首先，传统政策调整的空间被压缩，政策回归其指导地位，逐渐退出原来社会生活的直接规范，不再规范人们的具体行为。《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这一进程明显加快。过去那种依靠政策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模式面临淘汰。
过去习惯的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面临转变，单纯依靠政策、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领导方法要尽快过渡为不仅依靠政策，而且更多地依法办事。
再次，同样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于群众运动的司法体制，也面临根本性变革。过去那种只把政法工作当成政治工作，把政法机关只当作专政机关，对司法官队伍只重视政治素质而忽视业务素质的状况，无法适应法治进程的要求，执法队伍的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观念变革和重建，是法治推进过程中必须的先决条件。新的适应法治要求，有利于法治顺利推进的新观念的形成，必然有个漫长过程。当旧的固有观念被打破，新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容易出现模糊状态和真空地带，出现道德失范、价值观念混乱、行为模式失范的情况，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例。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升，是司法改革的动力。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1、社会成本：集权政治已在社会中形成根深缔固的理念，怎样消除这“误区理念”，需要司法在执法工作中狠下一番功夫。广义讲，加强法治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族法治观念，实现全民族民主法治素质的提高，这是执政者需付出最大的成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程度决定法治社会的好与坏。
2、政治成本：推行法治，势必削弱权力机构对司法的干与。政府在司法工作逐步退出指导、管理、参与等不利于司法公正的环节，往往这时的权力机构会处于“权力失落”的尴尬局面，历史生成的原因，很难摆脱改革大趋势的阵痛。
3、司法机关需付出的成本：无论在行政执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能够用来作为定案依据的都只是“法律”上的事实即有法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在证明事实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为了“程序正义”而牺牲“实体正义”的情况，应当强调的是就像民主从来就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一样，法治也不能保证公平、公正。有时正常运行的法律程序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公正牺牲，这也是法治进程中应有的代价。
4、法律在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
法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分权和制约，二是严格的程序。无论是分权和制约，还是严格的程序，其实施过程中往往都不如集权或人治机制那么“雷厉风行”，几乎都一定会消解一部分效率。某种意义上说，集权反而相对容易实现高效率。
从长远看，法治凭借分权制约以及严格的程序，通常可以避免错误，或者虽然出现错误但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纠错机制，能够把错误扼杀于萌芽，不易出大问题和大动荡，有利于国家、社会地稳定发展。相反，集权统治往往采取“运动式”短期可以收效一时，甚至一定时期还可能“高产”，但由于集权缺乏制约，易出现错误，而且出错了也因缺乏制度化的纠错机制，易出大动荡，从长远看其效率反而不及法治。
高水平的法治要求和执法的高成本，势必导致国家财政对立法和执法的更大投入。而法治越健全，分工就越细，社会法律消费就越多，百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享受法治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
立法有哪些成本？从静态看，法治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立法成本既指制定一部“良法”的成本，也包括消除“恶法”的影响所在付出的代价。而且，既使是一部好法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作为好法律的成本的一部分，需要加以控制。
制定“良法”的成本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从程序上看，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及立法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和相应的费用支出。另一方面，某一个立法建设变为国家的意志的过程有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这种全社会共识的形成本身需要一定代价，有时甚至需要社会或某一部分为此做出牺牲，例如，最近新通过的《劳动法》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
有时，虽然制定的是“良法”，但“良法”及其实施亦可能有负面影响。因此，制定这种“良法”的代价，就是必须同时出台与之配套、旨在消除负面影响的法律，这也应当视作制定“良法”应有的成本之一。比如《破产法》的实施必然造成局部失业问题，而相应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和制度就要同时配套，否则造成社会不安定反过来会影响《破产法》的实施。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怎么方便怎么合算就怎么去做，成本成为影响一般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应当创造条件大幅度降低守法成本，大到制度设计，方便民众以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遵守法律。此外，还要通过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反过来促进人们选择守法。
守法的一种特别形式是“护法”。维护法律尊严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降低这种义务履行的成本，对“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们所遭遇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由于我们的工作已经数量化了，所以公安机关多破案、检察机关多公诉案件和法院多判决罪犯都成了工作完成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讲良心，对司法人员的良心教育要重于业务素质教育，要以良心教育促进业务素质教育，不能要求强化司法权威而最终脱离民众。僵化的法律教育体系和社会的因循守旧是公认的障碍，而更大的障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中国的司法机关在执法一直被强调“统一”，既各个地区之间必须“执法统一”，各个部门之间也必须“执法统一”。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对中央及各地区和各部门是个好的愿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一些棘手的疑问。
不断燃起的信心正提升中国各种执法部门的视线，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危机处理。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每逢影响巨大或者特殊的案件，公、检、法三家部门经常坐到一起开“协调会”，这样的会议还经常由上级部门来主动组织，目的就是要各个部门统一意见，保证“执法统一”，以维护法律和政府的权威。
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是对案件状况过于草率的判断，是否会导致处理意见过早出台，从而危及案件公正客观？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执法统一”是什么意思？是与其他先进国家更相像，还是以中国过去具备的，往往独有的态度和做法为特征的法律？现在，中国法律界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分岐。
法官作为国家司法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肩负公正和道义，所以在不同法律意见时应该坚持，而不是检察院公诉就必须判有罪，更不应该把得罪检察院和公安局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样对于检察院和公安局来说也应该有着这样的执法追求。
三、司法改革最终目地是追求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法学教育越来越发达，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越来越高。但是，司法部门的威信、法律的威信却成反比下降。主张“恶法亦法”必然导致人民的法律脱离人民这一真理，正在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所证明。
如果普通民众基本上不可能懂法，只可能懂理是一个事实，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保证我们的法不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恶法亦法”的观念，必须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作为指导我们制定、适用、执行法律的基础，灵魂限度和根本标准。
决不能像历代法学思想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强迫基本上不可能懂法的普通百姓向我们制定法律、理解的法律靠拢。而是我们法律的制定、理解、执行都必须向百姓所认同的最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靠拢，向百姓所奉为基本行动规则的“常识、常理和常情”靠拢。这里所谓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从法理上讲就是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和价值观。
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当然只能以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强调讲法必须讲理，强调常识、常理、常情是法的基础、灵魂，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系统全面把握法律的基础之上。与“立法原意”不同的是，常识、常理、常情对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讲，都不纯粹是一种外在认识对象，而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融入了每一个正常人潜意识深处的是非观、价值观，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而对自己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外在条件的认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的本性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是人的本性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的体现。所以，作为现代法治之基础的“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答案是：请到我们自己的良心中去找。“良心”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很神秘，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良心不是别的，良心是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认识，是一个社会民众普通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在一个正常人心灵中的反映。所谓现代法治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实质上意味着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是“人性之治”、“人心之治”、“良心之治”。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来理解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司法独立应有内涵的诠释，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性要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官只服从法律”，“服从凭自己的真心所理解的法律”。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
司法改革的一个动力，源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目前，社会舆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件特别关注，部分人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负面看法，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关键点，这也是司法改革需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司法公正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实现公正是需要条件的。
1、独立的审判制度。这是我国司法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须承认的职能要求，我们只要承认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存在，它们之间就应该有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司法独立不等于“三权分立”，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它是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来自政府的干涉。现在的司法权设置与行政权设置的范围完全重合，法院的办公、人员工资等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2、司法效率。就是我们常说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中国的百姓恶意诉讼，无理取闹近几年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的百姓是善良的，诉求是朴素的，达到的“理想”也是非常非常低的。百姓不到水深火热、忍无可忍，甚至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决不会到法院打官司，他们朴素的诉求就是期待司法主持公平、正义，以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权利。所以司法效率是公正的生命线，这是司法公正必不可缺少的内涵。
3、司法权威。司法应该有权威。权威含意就是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独立的问题不解决，权威的问题一定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