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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执法证据与证据规则研究
——论劳动教养执法对诉讼证据规则的引鉴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 颖


一、证据概述
关于证据的概念，学界经过多次探讨，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事实说、原因说等诸家学说竞相争鸣。根据本文论证目标，笔者倾向于“……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⑴所谓劳动教养执法证据，就是证明劳教人员场所内违法案件的事实或与法律事务有关的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
1、证据的分类
证据分类是从学理的角度，依照一定标准对证据进行的类型划分。证据分类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对理论研究的贡献，更突出地体现于对执法实务的指导上，即通过分类，便于执法人员客观、全面地收集与审查判断证据。依据劳动教养的法律属性，笔者尝试对劳动教养执法的证据分类进行初步探究。
（1）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证据分类，其依据是证据的来源，对于揭示证据证明力有着明显作用。原始证据，是指“在案件事实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⑵，如劳教人员殴斗时所持器械；传来证据是指不直接来源于案件的证据，如殴斗中所持器械的复制件。划分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目的在于进一步揭示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一般而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传来证据的证明力。
（2）言语证据与实物证据
这是根据证据的存在形式所作的分类。言语证据，包括嫌疑人供述、当事人陈述、目击者证言等；以物质形态为存在形式的证据称为实物证据，如记录劳教人员斗殴事件全过程的监控录象。两种证据各有优势，也有不足，但能在案件调查中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如全程监控录象对某些嫌疑人供述、当事人陈述等言语证据具有印证作用，通过录象回放，真实与谎言了然在目。
（3）罪错证据与无罪错证据
这是从刑事诉讼中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演绎而来的一组概念。罪错证据是指对劳教人员违法行为存在起证明作用的证据，如某参殴劳教人员手持器械上所沾血迹；无罪错证据是证明某劳教人员未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如目击证人关于某劳教人员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词。区别罪错证据与无罪错证据的意义在于帮助劳教工作警察在办案时尽量避免思维定势和先入为主，从实际出发，保证全面收集与正确审查判断证据，确保查明案件真相。
（4）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基于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可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凡能对案件主要事实起单独直接证明作用的证据为直接证据；相反，间接证据则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某些事实。如劳教人员案件中违法嫌疑人供述、当事人陈述即为直接证据，而对案件的时间、地点、手段等情节起证明作用的证据则为间接证据。应当明确，执法中，在只有间接证据的情况下，只要办案人员遵守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同样可以查明事实、认定案件。
2、证据的种类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对证据种类作了规定，结合劳动教养的特有属性，笔者提出了如下种类的证据：
（1）物证：“以自己的客观属性、特征和存在状况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或者痕迹”⑶，如上述所举案例中械斗的器械、被害人身上的伤痕。虽然，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其所起到的直接证明作用非常有限（被称为“哑证”），因此，只有将此类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但同时，不能因物证“间接证据”的特性而小觑了其功用，它通常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深入调查证据的关键线索。
（2）书证：以其所载内容和所表达的思想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如证明身份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其形式在劳教人员案件中通常表现为以诬告、陷害为目的的信件、字条，相关人员的日记、记事本，相关场所的登记簿册等。书证往往证明力较强，能直接证明一些案件事实或部分片段，而且能保持长久稳定不变。
（3）证人证言：知晓案件有关情况的人员就案件事实或片段发表的陈述。证人证言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生动性，能就案件的某些事实起到证明作用，如某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实施了什么行为，有利于办案人员了解案件真相，但证人证言也有其严格的适用条件，如首先需进行证人的选择或证人范围的确定以及证言的判断，范围确定的标准为该证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是“局外人”，还是当事人，我国诉讼制度确定的证人范围排除了当事人和鉴定人。同时证言必须是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内容，而非证人本人的主观推测、想象和评论以及与案件无关的内容。在劳教人员违法案件中，要合理确定证人范围，将与案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排除出证人范围，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
（4）相关人员陈述：包括当事人自认、受害者陈述、违法嫌疑人供述和辩解。
当事人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或对他方的诉讼请求加以认诺的意思表示。”⑷自认是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项基本规则，将其引进至劳教执法证据制度中，有利于办案警察查明案情、正确断案，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节约执法资源。须注意，自认还兼具虚假性、争辩性特点，运用时必须遵守规则，把握好自认的特性、自认的效力等问题。
受害人陈述：指受违法行为人直接侵害的劳教人员向劳教工作警察或机关就受侵害的事实和有关违法嫌疑人的情况所作的陈述。劳教人员案件中的受害人陈述有别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陈述，除了性质差异外，还有陈述言辞的证明力、证据能力等方面的区别。受害人陈述有助于办案人员查获违法嫌疑人、查清违法事实，同时，也有因为受害人出于愤怒而故意夸大违法事实、虚造违法情节之可能，所以必须对其陈述加以鉴别，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相互印证。
违法嫌疑人陈述和辩解：指违法嫌疑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劳教工作警察所作的陈述，司法实践中通称为“口供”。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的规定，可以将违法嫌疑人陈述和辩解的内容作一界定，即包括嫌疑人对自己违法事实的陈述、为自己无过错或过错轻微的辩解、揭发举报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陈述（“攀供”）。嫌疑人陈述和辩解有助于办案民警认识案件全貌，但其供述的虚假成分（或然性）也较大，对此，办案人员应保持清醒的认识，须同其他证据相对照、相印证才能将之认定为定案证据。
（5）鉴定结论：是由劳教机关委托或聘请相关人员就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和分析判断后所出具的结论性书面意见。就劳教场所的发案实际，笔者将鉴定的种类界定为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文件鉴定、毒物分析鉴定、痕迹鉴定、物品鉴定、测谎鉴定等七种。以司法精神病鉴定和毒物鉴定为例，如某劳教人员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重伤，如推断其有精神病嫌疑，就须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否罹患精神病，是惯常性还是间歇性，鉴定结果将直接影响该劳教人员法律责任的负担；再如，劳教场所内投毒、戒毒劳教人员复吸等案件或事件，必要时得对可疑物质进行检验分析，以确定毒物的性质、含量、来源，鉴别被害人中毒的原因，与该毒物有无关联等等。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确定案件性质、判别证据的重要根据或手段。
（6）现场笔录：现场笔录是指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进行检查检验的资料记载，区别于刑事诉讼的勘验笔录和行政诉讼的现场笔录。如在劳教人员企图脱逃案件中，劳教工作警察可对其脱逃使用的攀爬、撬砸、切扎等工具进行检查检验，为及时了解作案手段、查明工具来源、发现潜在隐患提供线索。
（7）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主要包括录音、录象资料和计算机存储的资料。劳教场所的监控设备兼具录音、录象和计算机存储功能，这对在监控下实施的突发性案件具有一定的证据（补强）作用，同时在对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也可采取同步录象，这对杜绝部分嫌疑人诬告办案人员、督促办案人员依法取证起着重要的证明和监督作用。
二、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中，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需要司法人员遵循一定的原则加以审查判断，这个原则就是证据规则。笔者结合诉讼法律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和劳动教养制度特点，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简述。
1、证据收集规则
（1）穷尽取证
穷尽取证规则包括种类证据（证据形式）与性质证据（笔者语）的穷尽。即是说，参与劳教场所内劳教人员案件调查的警察应尽可能调取一切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不仅要穷尽以上七种证据形式（种类证据），还要尽可能全面查清嫌疑人有无罪错、此罪与彼罪、罪错轻重（性质证据）的各种证据。
（2）依法取证
依法取证规则包括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和方法合法。主体合法要求取证人员必须具有合法身份，即劳教工作警察及经授权的其他人员，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行使调查取证权；程序合法要求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如对劳教人员进行询问或讯问时，须至少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方可进行；方法合法是指证据的取得要采取合法的方法，如诱惑侦查中设置的侦查陷阱或布设的犯罪诱饵，严格地讲都不符合刑讼规则，虽就目前的治安形势而言，此种侦察措施有其必要之处。同样，在劳教场所，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如信息员的物建与使用），在追求打击场所内重新违法犯罪成效的同时，也应注重攻守策略和防范方法，以确保取证合乎法定性要求。
（3）关于沉默权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对其指控不负有自证其有罪的责任，如果检控方证据不足，指控将被撤消，且不得以暴力、利诱等非法方法让其作有罪陈述，即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权”。但在我国，关于沉默权的规定是有限制性的。引进到劳教执法中，作为办案人员，应注意遵守这方面的规则，既要防止违法嫌疑人借此规避法律制裁，也要通过依法取证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笔者以为赋予涉嫌违法的劳教人员以适当沉默权是劳动教养执法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2、证据采纳规则
劳教执法中对证据进行展示、质证、认证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即是证据采纳规则。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应视为非法证据而不予认定或采信，包括违反取证程序收集的证据，如讯问时，一名办案人员单独审案；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如违法嫌疑人在胁迫、恐吓下所作的过错陈述；取证主体违法，如参与劳教人员案件调查的人员不是劳教工作警察，等等。对于非法证据，应根据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价值选择，损害程度大的，不予采信，损害程度小且没有较为严重后果的，可以认定。
（2）证据展示（discovery）
这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规则。在劳教执法中，则要求劳教执法机关将案件调查中掌握的证据适时地向涉案劳教人员出示，其益处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有利于劳教人员对证据开展质证，确保证据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督促执法人员依法取证、依法办案，推进执法公开、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3、证据认证规则
认证，简言之就是认定证据，即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与认定。所谓认证规则，就是进行证据认定时所应当遵循的规则。
（1）直接认证：对通过审查判断的证据直接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这些证据包括向嫌疑人展示，嫌疑人无异议或反驳没有实质内容的证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嫌疑人不利又没有充分证据反驳的鉴定结论等，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2）关于推定。推定，就是依据已认定或已证事实推论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一种假设，诉讼理论将之划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两种。以事实推定为例，所谓事实推定，就是根据已查证属实的某项事实推定另一待证事实是否存在，须注意，作为前提的事实必须是查证属实，具有高度确定性的事件，这样才能保证推定事实的正确性。此外，有些事实的认定，法律规定无需举证就能确认（的情形）：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司法、仲裁、公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等，诉讼法上称之为司法认知，司法认知在劳教场所案件中也应同样适用。
（3）常规规则：有的案件证据简单明了，可以直接认定，有的案件错综复杂，需要运用一些方法对证据进行取舍判断，这种在案件处理中常用的方法，笔者称之为常规规则。一般有以下规则：一是证人与案件当事人双方中一方的关系，越亲近，证言证明力越小，直至无效；二是利用证据分类方法，判断证明力大小，如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的证明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等；三是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查证属实后，多证的证明力大于孤证的证明力；四是嫌疑人陈述与辩解，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充分印证的，应予采信，如前后矛盾或翻供，应进行审查，除非嫌疑人提出有力证据，否则认定其过错陈述；五是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应当排除。
以上是笔者在劳动教养执法证据与证据规则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限于篇幅，部分段落没有展开论述，如劳教工作警察作为案件调查人员主体适格（劳教工作警察行政执法权的设定与控制）的法理分析，证据规则的适用与规制，证据采纳规则中证据展示制度的运用范围、运行规则等等，未及内容笔者将在续写的系列论文中进行深入探讨，希冀同志者提出中肯之批评、给予善好之建议。
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出台了一则司法解释即《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本司法解释)，本司法解释的出台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的缺陷，从制度上保障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判的效率，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司法解释对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有关证据问题作了规定，其中包括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做了规定，即规定医疗侵权案件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就这一问题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 医疗侵权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建筑物等倒塌脱落或坠落致人损害（第126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第121条）、产品责任（第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第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第127条）、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转承责任（第43条）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第133条）是特殊的侵权，除此之外的侵权案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也就是说《民法通则》未将医疗侵权列为特殊侵权案件，因此医疗侵权是一般的侵权案件，既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就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二、 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方不公
一般的侵权案件由原告举证被告的行为充足了过错、行为违法、因果关系及有损害后果。本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把一般侵权案件中某些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一方承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转移给被告的举证责任只是原告应负的一部分举证责任，而不是案件的整个事实，它包括：
其一，实行过错推定
在实行过错推定的案件中，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情的结果是清楚的，即因果关系是清楚的，由于原告（受害人）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法律规定要被告就其行为无过错进行举证。被告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虽然被告的行为与受害人的不良后果有因果关系，被告不负赔偿责任；若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被告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例如行为人在建筑物上悬挂物品，若该悬挂物坠落致人伤害，法律推定行为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推定其有过错，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
其二，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案件只存在于环境污染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只要原告证明企业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财产损害的物质，而公众的损害发生在排污后，就推定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勿须原告举证。排污企业若主张该排污行为不是造成该损害的原因，要拿出科学鉴定予以否定，否则侵权成立。
这是两种举证倒置的情形，根据现行法律特殊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但本司法解释要求医院同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和损害后果与己无关对医疗机构过于苛刻。
本司法解释之所以这么规定可能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平衡原则来分配医患之间举证责任的。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医务人员掌握专业知识、证据又在医生手中，病员在整个医疗活动中虽然可以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证据的缺乏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本司法解释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占“绝对优势”的医院，对这种做法我是有异议的。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平衡只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事实上举证责任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公平！
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必然导致裁判上的不公！
毫无疑问公平是举证责任的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平衡原则，也就是说公平这一民法理念在举证责任分配时是应当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患方做为原告应对医疗侵权的发生负一定限度的举证责任，其后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而本司法解释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对医方太不公平。
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患方可以复印病历资料中的一些内容，患方完全可以用这些材料通过专家证言的形式取得证据，因此以资料的保有来加重医方的责任是欠妥当的。
三、从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看医疗举证责任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本法解释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实体法的影响问题。我个人认为本司法解释对医疗侵权实体法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大家知道我国法律的正式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司法解释又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审判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释，最高院没有立法权。
本司法解释规定了八种适用举证倒置的情形，这八种情况中的六种都有法律基础，分别是《专利法》57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6条、第127条以及《环保法》第41条等，共同危险行为和医疗侵权没有法律基础。在这两种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形下，共同危险行为有深厚法理基础和大陆法系的渊源（《德国民法典》首先确认了共同危险行为，后为各国立法所确认），但医疗侵权举证倒置既缺乏法律基础又没有法理基础。
本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规定为由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是不是最高院在实体上改变了医疗侵权的法律性质呢（即将医疗侵权由一般的侵权案件变成特殊侵权案件）？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行为是不是就有些立法的含义了呢？可我们知道立法权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是在审理案件对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作出解释。因此本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值得商榷。
四、从医患关系看医疗举证责任
最后我想从医患关系的本质上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自古以来医者被称为“仁术”，西方医学著名的希格拉底誓词更明确宣称“……余必依余之判断，以救助病人，永不存损害妄为之念。”因此医术和医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治病人而不在其他，所以我们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不同，在其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医疗合同中医方的目的也是为病人，因此医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目的高度一致，这是医患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赔偿法律关系讲，各种侵权案件中致害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同的，其中举证责任较重的是环境污染案件中的排污者，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环保法》在立法上对环境污染者都规定了较重的举证责任。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是企业，这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润有可能怠于对其排放的污染进行处理，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影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强化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是杜绝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企求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环境污染条件中其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要求排污者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是应当的。但医患关系则不同，本司法解释在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况中唯有对医疗侵权规定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侵权要件均由医方举证，这种规定比环境污染都来得严格，这种做法表明司法解释者对医疗侵权的责难是最重的，这种评价和心态实在难以令医生接受。而且我认为这是对医患关系定位的错位，医患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协作关系，这一点从本司法解释没有得到体现。
从经济赔偿角度看医患关系可以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侵权行为的每个个案都具有分散损失的功能，在客观上能够起平衡社会利益之功效，从这一意义上讲，侵权行为的赔偿具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用。如果法律向患方倾斜可以使患方从医方得到较多的赔偿，而医方承担更重的责任，其结果使医疗资源流向患方，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而我们的医疗费仅占世界医疗费的1%，从这一数字可以想像到我们医疗资源的缺乏。目前医疗纠纷缠身的大都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健等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在医患关系中又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其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医疗资源中的一分子。但目前在方方面面的影响下一些法院根本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高额赔偿判决日益攀升，患者的要求也“蒸蒸日上”（本人就打过两场千万元以上的医疗索赔案）。在这种潮流下法院、法律如何保持高度的清醒，准确把握侵权行为法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在给患者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兼顾巨额赔偿有可能对医疗事业的负面影响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无可否认，患者在一些医疗纠纷中的确值得同情，有些患者的伤害也的确也很深刻，医疗官司难打也是公认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靠资料一定程度的共享及患方请求权的选择来解决。应当看到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医疗损害只占极少数，渲染和炒作不能改变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我国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事实，不能因有医疗纠纷就将医患关系对立起来。把巨额医疗资源判给少数医疗侵权受害者的做法实际上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司法解释中要求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的做法有可能鼓励患者诉讼，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人滥用诉权，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
五、医疗纠纷处理的制度性思考
　　（一）医患关系的正常的社会学基础
　　医疗机构、医生权益的保障提升和维护是患方权益保障的基础，保障医方权益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患方及至全国大众的权益，医患之间的基本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与下列因素有关：
　　1、医方高门槛、高风险、高收入
　　2、患方等值付出（福利国家例外）、享受高品质服务、受到伤害时赔付充分
　　3、弱化政府职能（政府承担规划、准入、监管、调控、促进有序竞争的职能）
　　4、强化行业管理（自我管理、自律、维权）
　　5、理性的法律环境
　　6、优良的责任保险制度
　　7、正确的的舆论导向
上述因素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根本因素
（二）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医疗成果：中国以世界卫生总支出1％左右的比例，为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水平绩效列在192个国家的第61位。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生活的目标初步实现。
　　但与这些成果相比，我们的医疗机构存在入不敷出、人事制度与国际不接轨、医生收入低、权益难以保障等尴尬。
（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何从根本上、制度上防范和减少纠纷是一个我们应该努力的方面，那种头痛医治脚痛医脚的方法应该予以摒弃。可以肯定地讲，完全不发生医疗纠纷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既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那么从制度设置上就应当着眼于化解风险、化解矛盾、理性处理纠纷。
化解风险的方式无疑应由医师、医疗责任保险来承担，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尚不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可做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理性处理纠纷，希望广大医师和公众舆论、司法部门共同努力。
六、医疗纠纷应如何适用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