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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张晶


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的理念，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人们有理由追问：妥协执法，法治何在？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
公平不存，法治何在？这不是绕口令，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们对法治的真切的呐喊与呼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妥协执法的恶果就是破坏法治，就是阻碍法治国建设的进程。不过，我们一味责怪监狱机关执法不公是有失公平的。
因为，监狱机关妥协执法的现象难以根除，除了监狱机关管理不力、执法不严、极少数干警素质不高的原因外；“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有关领导”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有头面”的罪犯（关系犯）被投送到一个监狱服刑时，监狱长就成为了重点“公关”的对象。监狱不是空中楼阁，监狱总是在具体的存在，监狱工作处处“受制于人”，监狱长也要食人间烟火，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多少令“人微言轻”的监狱机关无法招架。因此，监狱长“妥协”了。尽管这种理由摆不上桌面，尽管这多少有些为监狱长推托责任的嫌疑，但这是客观事实。这里，我们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争论监狱机关存在的妥协执法现象是谁的责任，而是应从法治的角度去深刻揭示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
监狱机关，是我国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监狱工作有多重要，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监狱与立法司法鼎峙而三，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
再言：“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
又言：“ 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是一日。）]
在沈家本稍后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徐谦，他在参加完“第8次万国监狱会”后，写的《报告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徐谦等回京报告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其实，政府设立监狱的意义也大概在此。监狱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然而，长期以来，监狱中的不公正执法现象未能有效制止。至少在民国期间，监狱学学者林纪东就关注“妥协行刑”的现象，他认为，这“使行刑全无意义，破坏刑事司法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公正执法不仅对法治是一种破坏，即使对监狱自身工作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监狱对“关系犯”的“照顾”，意味着破坏正常的管理规范。
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不断强化罪犯的法律信仰。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促使和推进监狱形成一个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条件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
不少罪犯对“关系犯”受到照顾而愤愤不平：我们辛辛苦苦在改造，他们可以完全凭“关系”得到照顾，我们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关系犯”来说，即使受到照顾，也还显得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还应该再够“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照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价值：正经改造的罪犯，对公正提出质疑；受到的照顾的“关系犯”，对公平视若儿戏，他们认为，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对“关系犯”的照顾，使刑罚执行的定制遭到破坏，使更多的罪犯（甚至包括“关系犯”）在头脑中建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当鬼把磨推”的认识基础，对公平、公正执法的消磨与侵蚀是致命的。罪犯有了这样的感受与体验，试图再让他们相信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就显得多余而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中，必然会使罪犯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对干警的信任。这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改造，任凭监狱干警如何辛苦、奉献以至于牺牲，在罪犯的眼中不过是虚伪的表演、真实的面具而已。可见，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在具体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人们可以想象：妥协执法这种状况，对罪犯改造，对社会法治的建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对法律信任、认同开始动摇。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崇尚法律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存在，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何况，在我们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公民对法律信仰本来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有意或无意的损害本来就脆弱的法治基础，则监狱机关不仅无法担当起建设法治国的历史重任，而且监狱工作、监狱机关会严重拖累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监狱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正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要坚决纠正对各类“关系犯”的关照，有效抵制“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对公正执法的干扰，切实发挥监狱机关在法治国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和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监狱机关的执法干扰将会不断减少，监狱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会不断改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


劳动部 监察部 等


劳动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关于必须严肃查处煤矿重大恶性事故的通知

1994年2月5日，劳动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1993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大恶性事故56起，死亡1，059人，分别比1992年同类事故上升9．8％和2．6％。特别是第四季度，煤矿重大恶性事故频繁，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10月发生6起，死亡177人；11月发生7起，死亡162人；12月发生10起，死亡170人。
煤矿重大恶性事故的频繁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事故多发固然有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安全管理松懈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对事故的查处不力，执法不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特别是煤矿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生了事故，一些地区、部门和煤矿企业不是认真地查找事故原因、依法追究事故的责任者、制定预防事故的对策，而是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对事故处理不及时或对事故的责任者迁就袒护，处理偏轻；有的推诿扯皮，推卸事故责任，淡化事故性质，致使一些事故迟迟不能结案；更有甚者是不依法办事，置国法与职工生命于不顾，发生事故拖延或隐瞒不报。当前查处煤矿重大恶性事故，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些单位和地区过分强调特殊性，我行我素，有法不依，一些执法部门疏于检查监督，致使一些事故长期得不到处理，以至不能使煤矿企业及有关部门从已经发生的事故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3年1月20日安徽省淮南矿务局潘一矿和5月8日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十一矿的两起瓦斯爆炸事故，都死亡了39人，因有关部门不依法办事，干扰了正常的事故处理程序，致使前一起事故拖延了11个月才得以结案，后一起事故至今仍未能结案。
据统计，在1993年全国煤矿共发生的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56起重大恶性事故中，已经批复结案的只有25起，结案率仅为44．6％，尚有31起未结案。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落实各项责任制度，从技术上、管理上和执法监督上采取措施，有效地遏制煤矿重大恶性事故频发的势头，切实保障煤矿职工的生命安全，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现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针对煤矿重大恶性事故查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求如下：
一、各地要立即行动起来，对本地区煤矿重大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恶性事故的查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0号）和《国务院关于控制重大、特大恶性事故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1993〕17号）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劳动人事部《关于查处重大责任事故的暂行规定》等精神，强化各类煤矿的安全工作，严肃查处煤矿重大伤亡事故。对于严重官僚主义和忽视安全生产工作造成重大恶性伤亡事故的责任者要从重处理，不得姑息迁就。凡构成犯罪的，必须绳之以法。对已处理结案的事故要进行复查，对事故的处理决定未予落实的应督促尽快落实。对于在事故查处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要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给予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各地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煤矿连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通报》（国办发明电〔1992〕5号）要求，将1993年煤矿重大伤亡事故的查处情况于1994年4月1日前报国务院，抄报劳动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总工会。
二、煤矿企业及各级管理煤矿的主管部门，必须认清当前煤矿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认真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及国家有关安全法规，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规范言行，接受法律、法规的约束，对重大的事故隐患和危害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迅速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不断恶化的局面。发生了重大恶性伤亡事故，必须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认真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改进安全管理工作，并按照国务院《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及劳动部根据国务院授权所作的《解释》等，认真执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决定和组织实施防范措施。
三、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人民检察院和工会组织，要特别注意强化对煤矿重大恶性伤亡事故查处的监督工作。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矿山安全法》所赋予的监督职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三不放过”的原则。在监督法律实施的同时，必须改进工作作风，讲究工作实效，廉洁奉公；必须遵守法纪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人民检察院和工会组织，在查处煤矿重大恶性伤亡事故工作中，要及时沟通情况，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注意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的衔接，共同依法做好煤矿重大恶性伤亡事故的查处工作，对触犯刑律的责任者，人民检察院必须依法行使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五、各地要选择一些损失大、影响坏、典型的煤矿重大恶性事故，进行公开查处，一抓到底，对忽视矿山安全生产，草菅人命的人员要严肃处理，并利用新闻媒介予以曝光，造成声势，让全社会都来关心、重视和监督煤矿伤亡事故的查处工作，以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全生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