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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伤害案件中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的适用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79 号

《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管理规定》已于2012年2月16日经省人民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管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测绘成果利用和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测绘成果的汇交、保管、提供、利用、交换和共享，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测绘应急保障等，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工作。
第四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测绘应急保障制度，为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提供及时、有效的测绘成果和技术服务。
第五条 测绘成果管理和地理信息应用开发应当遵守保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保障测绘成果以及地理信息数据的安全。
第六条 测绘成果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测绘成果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汇交与保管

第七条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设区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接收、汇总和保管本行政区域的测绘成果资料。
第八条 省级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设区的市、县级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向设区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
使用其他资金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测绘项目出资人向测绘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其中，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测绘项目，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
测绘项目出资人与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可以约定由一方向相应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并保证汇交的测绘成果资料真实齐全、整理规范。
第九条 测绘成果资料实行无偿汇交。属于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副本；属于非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目录。
应当汇交的基础测绘成果副本包括：
（一）国家等级卫星定位测量、三角（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天文测量、重力测量的测绘点之记、成果表、网图（路线图）和相关技术报告；
（二）基础航空摄影所获取的数据、影像资料以及航空摄影验收报告、索引图、航空摄影仪检定资料；
（三）遥感卫星和其他航天飞行器对地观测所获取的基础地理信息遥感资料以及数据说明文件；
（四）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及其数字化产品和相关技术报告；
（五）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信息和相关技术报告；
（六）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图和相关技术报告；
（七）国家规定的其他测绘成果。
应当汇交的非基础测绘成果目录包括：
（一）城镇以及区域性沉降观测成果目录；
（二）管线测量成果目录；
（三）地籍测绘成果目录；
（四）房产测绘成果目录；
（五）专题地图（含影像图）成果目录；
（六）地理信息系统成果目录；
（七）互联网地图的兴趣点目录；
（八）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成果目录；
（九）水下地形测量、扫描测量成果目录；
（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具有共享价值的其他测绘成果目录。
第十条 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或者测绘项目出资人应当在测绘项目验收完成之日起3个月内，向相应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时出具汇交凭证。
设区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汇总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在本年度7月和下一年度1月底前上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省和设区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汇交的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应当将其移交给测绘成果保管单位。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编制全省测绘成果资料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在收到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之日起1个月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建立测绘成果资料档案和数据库。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加强测绘成果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建档工作。
第十三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保管测绘成果资料，未依法办理审批手续的，不得提供。
第十四条 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实行异地备份制度。异地备份管理应当符合国家保密、消防以及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并定期进行检查。

第三章 提供与利用

第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履行法定手续。
需要利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持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所列材料到本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转函手续。
第十六条 申请利用下列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一）四等以上平面、高程控制网以及C级以上卫星定位网的成果；
（二）1∶5000、1∶10000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及其数字化产品；
（三）基础测绘航空摄影所获取的数据、影像等资料，以及获取基础地理信息的遥感资料；
（四）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和信息；
（五）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委托管理的基础测绘成果。
申请利用下列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由设区的市、县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一）本行政区域内四等以上平面、高程控制网和E级以上卫星定位网的成果；
（二）本行政区域内1∶500、1∶1000、1∶2000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及其数字化产品；
（三）本级基础测绘项目所建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和信息；
（四）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基础测绘成果。
第十七条 申请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基础测绘成果利用申请表；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效证明材料；
（三）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四）具备保密条件的有效证明材料；
（五）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项目设计书、合同书或者有关部门的项目委托、批准文件。
本省行政区域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利用本省行政区域内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提交申请人所在地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资料证明函。
第十八条 依法审批申请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协议，载明所提供基础测绘成果的涉密等级、保密要求以及著作权保护要求等事项。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按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提供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
第十九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国家机关决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应当无偿提供。
除前款规定外，测绘成果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使用测绘成果。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有偿利用的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会同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执行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要求，不得擅自复制、转让或者改变利用用途和范围。
第二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的，应当与测绘成果所有权人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在利用测绘成果过程中，利用人发现测绘成果存在质量问题的，应当书面报告测绘成果提供单位所在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非基础测绘成果所有权人不得向不具备保密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秘密的非基础测绘成果。
依法提供涉及国家秘密的非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到所在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第二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利用单位确需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规划、设计、系统开发等活动的，应当委托具备保密条件的单位，并与被委托单位签订保密协议。项目完成后，应当及时收回或者销毁涉密测绘成果，被委托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留存或者向第三方提供。
第二十五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管理应当遵守保密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涉及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
第二十六条 销毁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应当按照规定登记、造册，交所在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销毁机构或者指定单位销毁，并报所在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存储、加工涉及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设备的销毁，应当符合保密要求。
第二十七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测绘成果的保密管理制度，会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定期对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进行保密检查。

第四章 交换与共享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理信息交换和共享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定期公布、更新共享目录，促进地理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高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水平。
第二十九条 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过程中利用财政投资产生的地理信息，应当及时、无偿地与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交换和共享。
第三十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更新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公益性地图服务网站，及时处理、集成和整合有关部门交换的专题地理信息，保证地理信息数据的现势性，实现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第三十一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充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加强对国土资源、自然和生态环境、城乡和经济建设等省情地理信息的动态监测、统计和分析，提高省情地理信息保障服务能力。
第三十二条 政府部门建立专业地理信息系统，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制定全省地理信息共建共享的技术规范，统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
第三十三条 利用测绘成果编辑出版地图、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和开发生产其他产品，应当得到测绘成果权利人的同意，并在适当位置标注测绘成果的权利人。

第五章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

第三十四条 国家对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实行统一审核与公布制度。
本省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与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军队测绘主管部门会商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本省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包括：
（一）设区的市、县（市、区）行政区域位置、面积；
（二）江苏省版图重要特征点、地势、地貌分区位置和范围等；
（三）冠以“江苏”、“江苏省”、“全省”等字样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四）重要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位置、高程、深度、面积、长度等地理信息数据。
前款规定的内容属于国家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公布。
第三十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公布本省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建议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单位或者个人的基本情况；
（二）获取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技术方案、措施和成果资料；
（三）对重要地理信息数据验收评估的有关资料；
（四）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六章 测绘应急保障

第三十七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测绘应急保障预案，及时响应测绘应急保障需要，迅速、有效地完成测绘成果的申请、调取和地理信息数据的传输。
第三十八条 测绘应急保障工作主要包括：
（一）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整理、提供现有适宜的事发地测绘成果；
（二）没有适宜测绘成果的，立即组织开展实地监测，快速加工、生产事发地专题测绘成果；
（三）及时征集事发地应急保障需要的测绘成果；
（四）根据应急保障需要，迅速组织开发专项应急地理信息服务系统；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九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测绘单位的测绘设备和测绘成果。
被征用的测绘设备和测绘成果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测绘设备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四十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测绘应急保障专业队伍，定期组织开展突发事件测绘应急保障培训，提高测绘应急保障技术能力。
第四十一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大测绘应急技术装备投入，及时更新测绘应急生产装备和设施，提升测绘应急保障装备水平。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向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测绘成果资料的；
（二）批准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
（三）不按照规定与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申请人签订协议的；
（四）未执行有偿使用规定，擅自减免、提高基础测绘成果收费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三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立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擅自复制、转让或者改变利用用途和范围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非基础测绘成果权利人同意，擅自利用非基础测绘成果的，由权利人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在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利用工作中有失密、泄密行为的，按照有关保密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