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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自实行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提高。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国法律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因隐私权引起的诉讼增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1999年，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湖南某外语外贸学院的男女学生因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而向法院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案”；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张萍诉新疆石河子市某医院允许实习生见习对其进行的下体检查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同时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开除而告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等等。
但是对于隐私权，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如何保护隐私权成为了法律界争相讨论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此外，一方面是现实中侵犯隐私越来越成为非常频繁的侵权事件，有关诉讼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因而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法制的一个尴尬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方面来阐述：
一是大陆法。这以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像英美法对判例的援用一样落后，法、德两国在自己国家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使个人生活不受侵犯”、“法官在不影响赔偿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得规定一切措施，诸如对有争议的财产保管、扣押以及专为防止或停止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其他措施。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得紧急下令采取以上措施”。此外，大陆法传统也包括如下内容，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予以预防。如在数据保护领域，这一解决方式最初为北欧国家采纳，并随后影响了英国、加拿大这些普通法国家。
二是英美法。英美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
（一）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在美国，作为新的侵权行为类型，隐私权的发展由三条线索合成：侵犯隐私这一新的侵权行为的创设，宪法学说的发展，州与联邦层面制定具体立法的举措。美国直接保护隐私的做法是：其一是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在宪法中存在一般隐私权的事实；其二就是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是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二）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隐私权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在英国国内法中是没有对一般隐私权的直接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法律保护。英国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名誉、信息侵害的赔偿等等。
三是北欧法律。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对隐私予以保护是其最著名之处，通常认为瑞典是这一方式的代表。瑞典采用的是古老的政务公开原则和现代的数据保护立法。政务公开原则已写入1766年瑞典宪法，尽管在一开始，这项规定并没有打算成为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但行使隐私权的人却已经通过它来检查与其有关的记录。瑞典于1973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了监控对象接触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一般权利，这体现了解决由公私领域的数据处理体系提出的隐私问题的现代方法，但是这一权利也有缺陷，就是其仅仅依赖于上述方法。虽然北欧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保护方式在北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挪威自从1899年以来就有禁止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刑事立法，并且其案例法的发展与美国相似。
总之，在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之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隐私权及其重要性，各国法律陆续确认其为人格权，并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然而，在我国，对于隐私权，因为198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所以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目前为止虽然部分可求助于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在事实上，我国的宪法具有其规定一般都要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才在具体的案件中引用的局限性，因而如果隐私权只停留于宪法的抽象人格权上，那么对它的保护将始终有所缺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但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或规定了隐私权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再者，随着电脑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加尖锐起来，这就会导致笔者前面所述的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
有学者称，在我国的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其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等），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遍适用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民法特别法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并且它们也没有规定哪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哪些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等等。在事实上，许多侵害隐私行为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进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
一、对为何要选用直接保护方式的几点说明
（一）与直接保护方式相对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英美法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一样，间接保护方式将隐私权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样也能够起到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手段的脆弱性，也就是说长期将隐私权寄托于其他权利中，忽略它的特殊性，则会造成保护手段失衡，没有相对严厉的特殊手段保护。
（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是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的间接保护方式，把揭露与宣扬个人隐私解释为侵害名誉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范畴，无论在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及侵权手段和保护上都存在着质的差异，如名誉权的侵犯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就是“造成一定影响”，然而对隐私权的侵犯是不以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志的。而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这就可以避免在部分现实的司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援用，法官一般在隐私权的救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万不得已则靠名誉权或“人格尊严”的规定判决的奇怪现象。
二、对完善我国隐私权立法的几点构想
（一）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造成在司法上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由于二者存在质的不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维护隐私权。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立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
1、隐私权的主体。任何权利都有一个权利的主体，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或组织。一般是个人（公民或自然人），也包括其他团体、社会组织以至国家。而隐私权的主体则为个人。我们认为，法人不应划入主体范围，因为隐私权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法人是没有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法人的“隐私”也就属于商业秘密。此外，笔者认为，只有自然人生存时才享有隐私权，死者是没有隐私权的。因为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利益随着本身物质载体的终止而消亡，事实上也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且死者无权利能力，同时由于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死者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基于以上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规定“隐私权侵犯之诉讼，仅得由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之人而仍生存时主张”。
2、隐私权的客体。权利的客体专指某种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三大类，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其中私人信息属无形的隐私，主要包含个人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应当有医疗记录、身体缺陷、健康状况、女性三围、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过去经历（尤其犯罪记录）、财务资料、犯罪被害人资料、招致误导的情节等等；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如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恋等等；再者是私人领域，也称作私人空间，如个人日记、居室等，同时也包括个人隐秘部位，如人体生殖器和性感器官。以上对隐私的客体所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但是在立法上这种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的内容。所以，建议在立法上对隐私进行抽象的原则式规定。对于隐私的抽象的原则式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采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隐私的本质特征——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隐私就一定意味着权利主体存在着有所“隐”与有所“不隐”，在“私”则“隐”，为“公”则“显”。如果根本就无所谓“公”或无所谓“私”，也就不必谈什么隐私。
　（三）立法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
笔者认为，1967年国际法学会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范围内的法学权威参加的会议上有关隐私权的声明中所主张的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在我国立法时值得予以援引。虽然迄今为止，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尚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们无疑是有道理的。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是：1、对他私人、家庭生活的介入；2、对他身体或精神独立性，或道德与智识自由的干预；3、对他荣誉或名誉的攻击；4、被置于不实的公众印象中；5、披露他私人生活中与公众不相关的令人窘迫的事实；6、使用他人姓名、身份与肖像；7、监视、打听、干扰；8、干涉他的通讯；9、披露他在职业秘密领域所发出或接收的信息；10、非法使用他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私人通讯。此外，立法应再作“其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网络经济中，每个人都与网络相连，各种数据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INTERNET上交流和传播。因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课题。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除应通过技术手段（如防火墙）来保护外，可以借鉴北欧法律的数据保护立法，在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加以规定，从而通过法律上的追究侵权责任加以具体保护。


我国期货纠纷案的执行新问题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７０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三年来，该司法解释对于正确审理我国现阶段期货纠纷案件起了重大司法指导作用。但最近出现的案例以及相应的法理研究，为该解释的及时修改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一）案请介绍：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有期货经纪合同，由期货经纪公司甲公司为期货投资者乙公司提供期货经纪服务，乙公司向甲公司预缴交易保证金并在交易发生后向甲公司支付佣金。截止2005年5月27日，乙公司在甲公司帐上共有客户权益余额1,019,440元。2005年5月上旬，乙公司在提取上述客户权益时，甲公司发生支付困难。乙公司事后多次与甲公司交涉无果，并同时向期货业协会、证券监管局、期货交易所多次反映上述情况。
2005年6月16日，乙公司依法向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在被告甲公司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出庭应诉的情况下，于同年8月4日进行了缺席审理，并于2005年9月12日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之后，甲公司因为公司停业，其公司负责人拒不出面接受法院判决书，因此，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上述判决书，公告期限60日。本案判决已于2006年1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乙公司随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二）本案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乙公司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后，执行庭法官与申请人代理人一起前往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期货交易所，现场了解了甲公司持仓情况和资金情况，并与该交易所法律部负责人就执行事项进行了磋商。甲公司目前在期货交易所已经没有持仓。甲公司目前在期货交易所的结算准备金为2,386,207.81元。在谈到执行事项时，期货交易所法律部的意见是，该结算准备金已被证券监管局指令封存，只有当该监管局同意动用该笔结算准备金而且必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期货公司没有持仓并且已清偿客户权益）时才能予以执行。
由于甲公司已经没有持仓并且已经停止业务，因此，只要证明甲公司已经清偿了客户权益，并且证券监管局同意，人民法院就能对该笔结算准备金予以执行。
在向证券监管局当面会谈了解了甲公司清偿客户权益的情况后得知，自2005年5月起，甲公司开始通知除乙公司以外的其他所有客户前来清退客户权益，并且在媒体公开发布清退客户权益的公告，要求客户在2006年2月28日前，到指定地点办理退付手续。甲公司目前尚未清退的客户权益有约20万元（乙公司除外），这部分客户人数有几百人，每户客户权益的金额都非常小，这部分客户，都是甲公司在长期的期货经纪业务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小散户。目前，公告退付期限已满。甲公司自去年五月开始退付客户权益以来，退付时间已历一年多。在长达一年多的退付时间里，没有发现新在客户权益出现。现在，没有拿到应退客户权益、并且已经无数次向甲公司、向证券监管局、向期货交易所、向人民法院强烈要求退付客户权益的期货投资者，只有乙公司一家。而且，甲公司在向证券监管局上报的未退付客户清单中，没有乙公司的名单。
本案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是：
人民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执行困惑。
期货交易所要求证券监管局出具证明（甲公司客户权益已经完全清退）后才能配合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在期货交易所的结算准备金；而证券监管局明确表示不同意出具任何证明，并明确指出要由甲公司自己出面处理；而甲公司负责人因为与乙公司期货业务员的个人关系等原因，拒绝退付乙公司的客户权益；并且甲公司因为内部各股东之间另有纠纷，股东会有关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决议长达一年多都未能出台；甲公司虽然已经在期货交易所没有持仓，但现在期货交易所的2,386,207.81元结算准备金中，除乙公司客户权益余额1,019,440元未退付外，尚有20万元客户权益没有退付，这些客户都是在经纪业务中长年沉淀下来的小金额客户，而且经公告前来办理退付手续期满后也一直未出现，退付过程已历经一年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节保全和执行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实际问题，不利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利于保护作为债权人的客户，应该予以及时修改。
关于第五十九条。
原文：“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为债务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期货公司在期货交易所或者客户在期货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有证据证明该保证金账户中有超出期货公司、客户权益资金的部分，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划拨该账户中属于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的自有资金”。
这一法条明确了期货公司在期货交易所的保证金属于期货公司所有，同样，客户在期货公司的保证金属于客户所有，所以，当期货交易所为债务人时，不能执行属于期货公司的财产，同样，当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时，不能执行属于客户的财产。这一规定，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一法条在阐述有关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时，债权人是谁？
很明显，这一法条保护的是期货公司（当期货交易所为债务人时）和客户（当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时）的财产（保证金），所以，当期货交易所为债务人时的期货公司，以及当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时的客户，不是该债权债务纠纷的直接当事人，直接当事人（债权人）应该是其他人。
如果当期货公司为债务人时，按照该条规定，法理上要保护的是客户在期货公司的客户权益，客户权益不能被执行，因为客户权益在该债权债务关系中不是直接当事人财产（不是作为债务人的期货公司财产），而是第三人财产，那么，该债权人可能是谁？是客户自己？显然不是。否则，债权人如果是客户自己，那么，按照本条司法解释即要保护客户的权益不被执行，又要保护因生效判决认定的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合法执行，这在逻辑上就会出现悖论。因此，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客户是第三人，不是该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因此，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暗含的债权人应该是除客户以外的其他人。
所以，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不适用于当期货交易所与期货公司两者间，或者，当期货公司与客户间，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特别是案件本身就是客户权益返还纠纷、期货公司为债务人而客户为债权人）时的法律关系。
当期货公司与客户间，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特别是案件本身就是客户权益返还纠纷、期货公司为债务人而客户为债权人）时，期货交易所内的期货经纪公司保证金帐户应该是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划拨的，但冻结和划拨的数额不得超过有证据证明或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应当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客户权益）的数额。
对第五十九条的上述法理理解，可以适用于对第六十条的同样的法理理解。
关于第六十条。
原文：“期货公司为债务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冻结、划拨专用结算账户中未被期货合约占用的用于担保期货合约履行的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期货公司已经结清所有持仓并清偿客户资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结算准备金依法予以冻结、划拨”。
首先，该法条针对的是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也就是两百万元人民币）不能被冻结、划拨，那么，就本案被执行人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甲公司而言，根据期货交易所提供的材料显示，被执行人在期货交易所的结算准备金余额为2,386,207.81元，也就是说其中有386,207.81元是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之外的，那么，对于这最低限额之外的386,207.81元，人民法院能否冻结、划拨？
其次，该法条之所以要规定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不能被冻结、划拨，其立法本意是什么？本人虽然没有参与这部司法解释的立法起草工作，但笔者个人理解，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是为了保证交易合约的继续履行，也是为了保证期货公司其他客户的正常交易不受影响，是为了维护期货交易的既定秩序。所以，第六十条第一款分号的后半句又紧接着补充规定：“期货公司已经结清所有持仓并清偿客户资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结算准备金依法予以冻结、划拨”。该法条为什么会作这一补充规定？因为期货公司如果已经结清所有持仓并清偿客户资金的，用于担保合约履行和其他客户继续交易的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的作用就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的冻结、划拨不会对正在进行的期货交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可行的。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执行人自二００五年六月就进入整顿期，现在该公司已经不仅没有持仓，而且已经完全停止营业，公司员工已经解散，公司财务资料、营运资料乃至营运设施都已经被封存，主要客户权益已经清偿，剩余未清偿的客户权益一是作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乙公司，二是长期沉淀下来的失去联系的小散户（这些小散户的客户权益总额约为二十万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已经没有持仓，虽然客户权益没有全部清偿完毕，但尚未清偿的客户权益的客户情况也相对明朗，而且，尚未清偿的客户，也不可能重新在被执行人甲公司进行期货交易委托。事实上，被执行人的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已经失去了担保合约履行和其他客户继续交易的法律意义。
因此，鉴于本案系期货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期货交易客户权益退付纠纷，在此种情形下，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符合该法条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四）减少行政权力对法院执行工作阻力的立法建议
行政权力对法院执行的阻力，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积极阻力，另一种是消极阻力。所谓积极阻力，是指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具体行政行为，来阻碍法院执行工作；所谓消极阻力，是指法院执行工作客观上需要行政机关行使一定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拒绝行使一定具体行政行为，从而致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陷于停顿。
法院执行工作中，比较常见的行政阻力是积极阻力，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受到了证券监管局行政权力的强大的消极阻力。
证券监管局在向期货交易所发出要求期货交易所禁止甲公司资金流出的行政指令后，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配合要求，既不出具客户权益已经清退的证明，也不出具客户权益已经清退了多少、尚余多少的证明，也不组织相关机构对甲公司进行审计和清算，总之，证券监管局在采取了冻结期货公司在期货交易所的资金的行政指令后，就没有再采取其他任何积极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对本案所涉及的期货交易客户权益退付危机开展实质性工作。证券监管局面对人民法院反复提出的配合执行的工作要求，也置若罔闻。　
本案的执行，由于证券监管局的消极行政行为而陷于停顿。
在研究如何破除行政权力对法院执行工作的阻力时，对行政权力的消极行政行为的阻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必要时，应该立法授予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要求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建议权，在行政机关拒不采纳人民法院司法建议的情况下，经上一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根据下一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申请并依法进行听证后，可以做出要求该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裁定，该裁定可以上诉一次，适用简易程序。


作者：李少军 (江苏吴江)
二00六年七月二十九日